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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区域行业有三类，即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
2、区域产业指的就是在一个特定区域内,生产同类商品或提供同种服务的所有企业的集合。在经济地理学的研究中，应用比较多的产业分类有三种，即三次产业分类、产业功能分类和要素集约度产业分类。
3、三次产业分类也称为克拉克产业分类，即把全部的经济活动分成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其中，第一产业包括农业、畜牧业、林业和狩猎业等;第二产业包括采矿业、制造业、建筑业等工业部门;第三产业包括商业、金融及保险业、运输业、服务业及其它各项事业(如科学、文化、教育、卫生、公务等)。
东南沿海转移的产业未必适合中西部地区
二，仅仅依赖产业转移不符合共同富裕原则
三，中西部地区的资源限制，更应该发展高端产业
四，看看一些内陆国家所采用的“山地发展模式”
中国各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可能成为未来国家平稳发展的制动器，但也可能变成国家持续发展的更大机遇。在东南沿海产业发展基本饱和的情况下，着力于发展经济较为落后的中西部地区，使得中国经济发展获得更为长久的发展机遇期，是中国经济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基本道路。
应该说，无论是国内的有识之士还是国外的一些政治家，都已经清晰的看到了这一点，发展中西部将成为未来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中国重要的经济与政治发展路径。
虽然共识和目标已经达成，但是实现目标的路径未必清晰。在前几年的经济与政治领域，中西部落后地区致力于从东南沿海开展产业转移，承接东南沿海淘汰的落后产能，充分利用中西部价格更为便宜的土地资源和劳动力资源，已经基本达成了一种共识。
这种产业东西部转移与产业承接的理论在前几年颇有市场，但是从东南沿海的产业转移成果来看并不乐观，说明这种方式存在着很大的问题。如果中西部某一省市简单机械的照抄照搬东西部产业转移的路径与方法，那么在更多可能的情况下，并不会真正形成自身的产业聚集与产业优势，甚至在东中西部产业发展中的差距会越来越大。
一、东南沿海转移的产业未必适合中西部地区
从2010年开发中西部的口号喊出以后，中西部承接东南沿海产业转移，东南沿海将落后产业转移到中西部地区，从而为东部沿海地区腾出高附加值的产业空间，实现中西部的第一次发展与东部的第二次发展，这就是所谓东南沿海产业的“腾笼换鸟”之说。
但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否中西部应该对东南沿海淘汰的产业不加选择的予以承接，听起来应该是可以的。既然中西部地区缺乏劳动密集型产业，大量劳动力不得不跨省来到东南沿海打工，这样既抽取了中西部的劳动力，也加剧了东南沿海的土地供应难度，从而造成东南沿海土地与劳动力价格双增长。这样的结果就是一些低端产业的附加值越来越低，甚至徘徊在生产成本附近无以为继。
如果将这些产业转移到劳动力输出省份，再利用当地丰富的土地资源，自然就可以形成中西部当地的产业聚集，而东南沿海腾出来的富裕土地就可以继续发展高端产业，双方各得其所。
这种理论的基础在于产品的成本主要由劳动力与土地两者的价格构成，而没有考虑到其他因素。其实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在改开以来东南沿海形成的主要产业集群基本是以服装鞋帽为代表的纺织行业为主的低端产业，这类产业的发展不但依赖于廉价土地与劳动力资源，更多的还是利用了沿海当地的廉价的运输资源。由于市场需求端在外，沿海地区可以充分利用附近的港口，利用海运价格的低廉（相对于陆运），来实现成本的大幅度降低。
那么我们试想一下，如果东南沿海的纺织类企业转移到内地（比如湖南），虽然土地与劳动力价格确实有所下降，但是其中的陆运成本却将大幅度增加。根据相关数据，即便是我国已经建成了发达的铁路运输网，但是铁路运输成本还是比海运成本高出数十倍（这个数据网络上有，我就不再去详细列举，大家有兴趣的可以去查）。
而对于附加值很低的产业而言，大宗运输成本的增加已经远远抵消了土地与劳动力价格的降低，这样就使得低附加值产业的东西部转移并不经济，也就带来这种产业转移的必定失败。
从实践情况来看也是如此，就拿珠三角地区的产业升级来看，这些地区的服装纺织、电子装配等产业按说应该转移到广西甚至云贵最为合适，本着肥水不流外人田嘛。但是实际上东盟的越南更多的承接了珠三角的产业转移，这也是五六年前很多大V们悲观的呼吁沿海民企大量倒闭的现象。那么这些关闭的厂家其实是去了越南，而没有去广西。
为什么会这样呢？大家看看下图，由于越南拥有漫长的海岸线，在海运价格与陆运价格相差巨大的情况下，低端产业转移到越南是否比从陆路走到广西省更为廉价呢？这还不用说越南相比广西更低的土地与劳动力价格，以及其他内陆省份比广西更高的陆运距离。
所以从以上我们就可以看出，其实产业的东西部转移只是一种笼统的说法，无论是东南沿海的产业转出者还是内陆地区的产业承接，如果不加区分的响应政策，那么大概率的事件就是产业转移的失败。
二，仅仅依赖产业转移不符合共同富裕原则，内陆地区将一直落后于东南沿海
那么刚才说到东南沿海希望转移的产业未必完全适合于中西部地区，由于陆路运输带来的成本增加远远抵消了土地及劳动力价格的降低，因此使这种产业转移并不经济。这里其实我们还没有计算中国的大部分能源与原料也来自海外，如果产业聚集在中西部地区，还要再加上把在沿海下船的这些能源资源用陆路方式运到生产地区所产生的成本。
那么即便是我们没有陆路运输成本增加的问题，即便是我们只考虑到东南沿海转移的产业就在中国本土市场销售，这样的全国范围的销售成本，东南沿海与内陆地区相差无几（其实这里我们已经自动忽略了当前东南沿海地区的消费水平远远大于中西部地区的事实）。但是我们仍然会认为长时间的采取东西部产业转移的区域发展思路，并不适合于我国越来越严峻的东西部二元经济发展的格局。
一般来看，东南沿海希望转移的产业都是东南沿海需要淘汰的产业，或者在东南沿海土地与劳动力价格的因素下已经基本无利可图的产业。那么这些产业必然是利润率比较低、人均产能比较低、污染水平比较高的初级产业。而东南沿海在腾出区域空间以后，又可以持续发展剩余价值更高的产业。
如果中西部地区一直致力于承接这些落后淘汰产业，那么就将永远落后于东南沿海地区。以前是东部搞工业、西部搞农业和矿业，中西部就干着脏活累活；未来是东部搞高级产业，中西部搞低级产业，中西部继续干着脏活累活。这种产业发展的格局将永远不能消除东西部的经济二元差距，会使这种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持久的存在下去。
所以，这并不是解决东西部发展不平衡的基本方式，也不符合我国最新推出的共同富裕的基本要求。在共同富裕的政策下，虽然中东西部会有产业分工，但是不应该有谁就要做高端产业、谁就要做低端产业之分。借用一句革命的词语：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难道只有东南沿海地区才配做高端产业吗？难道我们中西部地区就只配承接东部淘汰的产业吗？
三，中西部地区的资源限制，更应该发展高端产业
既然中西部地区并不适合承接东部地区的转移产业，或者承接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并不能解决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问题，更不能解决国家关于共同富裕的问题。那么中西部地区到底应该发展什么样的产业呢？
首先我们要从资源限制条件来看，由于我国大宗原材料比较缺乏、能源比较缺乏，大部分依赖于海外进口，这样在内地地区产业如果需要大量的利用这些资源与能源，肯定是不经济的。其实这早在某些产业已经呈现出来，比如之前由于三线建设形成的武钢与攀钢，由于铁矿石的运输成本远远高于位于上海的宝钢，造成自身竞争能力的大幅度下降。
其次从需求角度来看，经济附加值比较低，同时又主要依赖于外需市场，并且需要大量依赖于运输的产业，比如服装类、家具类、食品类、低端消费品类，就不应该在内地大量建设。内陆地区建设这些产业，还应着眼于国内市场的供给与竞争，不要过多参与海外竞争，更不应该发展“三来一补”贸易。
第三，为了实现对东部地区的赶超，中西部地区更应该发展高端产业，甚至比东南沿海更超前的高端产业，才能实现弯道超车，才能真正的实现共同富裕。因为只有高端产业才有更高的经济附加值，才能带来更多的经济总量与居民收入，才能带来更高端的消费水平，形成一个良好的市民消费社会。如果一直跟在东南沿海地区屁股后边跑，即便你跑的再稳也只能是个跟随者，一不留意就被时代的步伐给绊一下，永远也赶不上时代的脉搏。
当然，发展高端产业需要具备很多的条件，比如产业链的条件以及人力资源的条件，但这些都不是不可解决的问题，只要政策到位了，其他一切都是迎刃而解。
比如最近内陆地区发展比较好的几个城市，合肥是最为令人瞩目的，以前不起眼的合肥，面临着杭州、上海、南京的包围，生生的在白电产业—液晶产业—汽车产业，以三级跳的模式一步步的走出来，目前已经成为全国城市产业成长的样板，像厦门这样的沿海城市也有向合肥学习的愿望。
比如还有成都和重庆，虽然偏居于西南一隅，但是从半导体产业发展与软件IT行业发展，现在在全国也已经做到了全国的前列。我们以前一直固执的认为西部地区地处偏远，缺乏人才，难以获得高端芯片和IT人才，但是我们看到仅仅用了十几年的时间，成都重庆就一举解决了人才的问题，现在高端人才不仅仅往深圳杭州跑了，重庆成都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中部地区还有武汉和长沙，武汉就不用说了，是近几年的明星城市、网红城市、曝光度比较高，经济成长也比较快，他在高端的芯片产业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而长沙市则是在压住城市房价的同时，极力把三一重工、中联重科为代表的大型设备产业发展起来，这可以看作是长沙市对装备市场的一种扶持，里面肯定聚集了很多的政策倾斜。
还有两个小例子，就是郑州引进的富士康一下子推高了郑州市的城市能级，不过郑州市其他产业发展的不是很好，如果一直靠吃富士康的老本，经济的发展速度会很快掉下来。另一个例子就是大庆市，这个处于东北北部寒冷地区的小城市，当石油产业逐渐枯竭之后，在吉利收购沃尔沃的过程中，用全市财政投资引进了沃尔沃生产工厂，也算是一个大手笔。不过大庆城市较小，目前除了沃尔沃这个亮点，其他的还乏善可陈。
从这我们就可以看出，中西部这些所谓明星城市的发展，基本都不是依赖于从东部转移来的产业，而都是属于那种果断的跨代发展，直接进行弯道超车的产业。这样就使自己的城市经济发展一下子就把很多沿海城市远远的甩在后边，比如天津、唐山等之前的大型城市就已经被武汉、成都、重庆超越，甚至有被合肥、长沙、郑州超越的可能。
四，我们看看一些内陆国家所采用的“山地发展模式”
瑞士等国家发展战略采取的是山地模式，山地模式本质上是一种没有港口，内陆国家不得不采取的一种很笨拙的发展模式。就它没有办法优先发展沿海或边境地带，他没有办法去依赖贸易，他的物流不方便，他的原材料尽管多，但是他的原材料的价值挖掘和转换能力较差。
所以天长日久，他们干脆依着本国所拥有的原材料，从零开始，倔强地发展本国的重工业体系，基础工业体系，逐步地基于重工业体系的发展，把本国的原材料，矿产，农业，自然资源转换为装备，转换成基础产品，转换成中间体，再通过基于工业体系、重工体系，发展民用体系、轻工体系，把已经转换到一定程度的原材料、资源，进一步转换成为消费品。通过长链条来提升自然资源的价值，化解因漫长的物流带来的成本，从而使得国家能够得到一定的发展。
从上面这张欧洲地图的截图可以看出，像瑞士、捷克等内陆国家的产业发展模式，肯定与法国、意大利、英国是有很大差异的。像手表这种高附加值的高精尖产品的全球输出，也只能是在瑞士这种几乎全国全部位于山地位置、缺乏基本的产业用地的国家才能产生。
这看起来是最笨拙的、最无奈的一种发展模式，但是我们发现，在许多闭关锁国的国家里面，当他无法获取国际上的优势，当他没办法和国际体系接轨的时候，他只好发展自有的工业体系，像前苏联就是典型的模式，中国在闭关锁国时期，事实上在大飞机、胰岛素、装备、重卡上面也取得了世界性的成功，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山地模式它本身就是一个靠得住的模式，本身是值得研究的。
德国斯图加特模式，美国丹佛模式，都是这种内陆型地方，典型的用强行崛起，无中生有式发展，进行硬突破所带来的一种必然结果。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如果没有这种山地模式式的硬突破，没有基于对国际潮流的思考，对国际产业脉络的考察，跳代地走到产业前面去，硬崛起式地缔造自己的产业的话，他将一直处在国际产业被迫的分工阶段，而只要他接受别人制定的游戏规则，只要他接受分工，一直会被基于分工，基于支撑体系，锁定在某一个方位当中，他永远不能突破。
所以无论是从国家角度，还是从行政省区角度，山地模式从战略的高度来看，恰恰是一个国家、区域发展过程当中，必须需要的一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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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清除发展过程中的体制性障碍,推进市场化进程
区域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新型的经济体制。经济体制改革走得快的地区,经济发展也常常走在前列。加快制度创新,为经济发展清除体制性障碍,是现实生产力和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只有消除了体制障碍,才能加速市场化进程,才能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促进地区的经济发展。
1.深化产权制度改革,对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清除发展过程中的体制性障碍,关键是解决产权问题。构建合理的产权结构,实行投资主体多元化,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是对国有企业进行规范公司制改革的基本要求,也是构建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基础,更是完善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在要求。股份制是公有制特别是国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这是我国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结合得出的真谛。单一国有资本构成的国有企业,产权主体虚置,经营责任不落实,企业缺乏活力,运营缺乏效率。因此,我们要积极推进国有企业的股份制、公司制改造,积极吸引非国有资本参与国有企业的改革和改组,切实解决产权主体法人化的问题,建立并完善出资人的责任机制和产权利益机制,完善职业经理人制度和激励约束机制,积极推进国有企业经理人的职业化建设,这是激活国有企业的希望所在。在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过程中,重要的企业可以考虑相对控股和由多家国有投资主体共同持股的方法,多家出资主体的存在可以互相制约,这是规范股份制和公司制的基本要求。此外,国有投资公司、控股公司在遵守市场经济自愿交易、公平竞争的原则下,也可以而且应当向非国有企业参股。国有资本通过控股、参股等形式,与其它性质的资本融合,有利于国有产权的流动、重组,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运营效率。
2.调整所有制结构,支持和引导民营经济发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不仅是搞好国有经济,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的需要,而且是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推动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的迫切要求,将有力推动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不断完善。在非公有制经济没有进入壁垒的一般竞争性领域,国有企业的总体竞争力处于趋弱态势,在这些领域,非公有制企业比国有企业更具优势,国有企业要从这些领域退出。
(二)提升产业市场竞争力,提高经济发展水平
首先,大力发展国际科技交流与合作,提高企业技术水平。企业竞争力大小最终取决于技术水平的高低,提高技术水平是企业发展的永恒主题。建立多层次的合作渠道,依托科技交流合作及产业化中心,将科技合作方向向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鼓励各中心与大企业合作,参与国家技术引进、吸收和产业化,建立更多的科技合作示范基地。积极运用高新技术产业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提升企业新产品开发和管理能力,加大制造业信息化的实施力度,推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加速新型工业化进程。
其次,扩大企业经营规模,增强市场控制力。在科学分析和合理规划的基础上,构建企业横向一体化和纵向一体化经营,扩大经营规模。其中,进行纵向一体化延伸时最好采用资本集中方式,尽量收购或联合现有企业而不主张新建企业,以防止重复建设。这个过程中,企业要尽量打破地区界限进行资本输出,开展跨地区和跨国经营。
再次,广泛开展与跨国资本的合作。与跨国资本合作,不仅可以使国内企业从国外获得资金、技术和优秀的管理模式,而且可以参与跨国资本内部全球分工体系,与跨国公司一起分享增长利益。为此,当前要加速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公司化改制,组建开放式产权市场,兴办各类中外合资的产权交易中介机构,以一些合作基础好、技术水平高和产业化进度快的企业为依托,促进与跨国公司的合作。
(三)加速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
第一,全力拓展城市功能。要充分发挥港、区、市(港口、开发区、城市)三位一体的综合功能,增强中心城市和开发区的辐射能力,加快构筑经济区之间相连而成的城市经济带。
第二,积极发展现代物流业。物流业的发展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形成的重要条件,构建现代物流网络要加大港口、机场、铁路、公路、通信等基础设施的建设。
第三,构建创新的制度、机构和机制,建立和完善区域经济一体化运行机制。如建立和完善区域利益共享机制、协调发展机制、联手对外招商机制、行业推进机制、有效的制衡机制等,以保障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顺利进行。
(四)发挥产业集群效应,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产业集群是当前世界经济中一种非常有效的区域性经济组织形式。区域的核心竞争力往往表现在地方特色产业集群上。产业集群是指由相同、相近与相关产业的企业聚集某地,进而吸引其他相关机构进驻该地,共同构成的群体,是产业与区域的有效结合。产业集群的竞争优势是专业化、集中化、网络化与地域化,它强调区域发展要素中资源整合的协同效应,从而能带来外部规模经济和外部范围经济,有效发挥产业集群的强大优势,产生更大的经济效益。我国产业集群发展典型的是浙江、江苏、广东等地,它们很大程度上依赖民营经济的迅速发展。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要有充满活力的市场主体作为产业链的环节,以保持企业和集群的活力和竞争力。因此,发展集群经济,一方面,应采取有效措施促进非国有经济特别是民营经济的发展,通过激活民营经济,推动产业集群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应整合和优化物流供应链。
在产业集群规划发展过程中,要加强政府的政策引导作用。产业集群能够在某一地区形成并非偶然,地方政府的有效介入是推动集群经济发展和促进地方经济繁荣的关键因素。各地可根据本地特性选择合适的产业,引入或培育出具有较强衍生能力的关键企业,通过该企业的成功发展,逐步衍生或吸引越来越多的相同、相近与相关企业聚集该地。政府机构应该以集群整体来看待区域集聚的企业群,培育高级资源要素,优化集群结构,尤其在人力资源开发和技术资源的培养方面,应通过有意识的培训和引进加强资源上的优势,适当引导集群的规模,增强集群总体的生产能力和市场占有率,扩大集群的影响力。在集群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政府应引进产业内极具竞争力的企业,改善集群结构。在集群群内企业行为方面,政府应积极引导和规范竞争,促进合作
